发布日期：2025-08-25 17:49点击次数：115
肃清·检证·大屠杀
对新加坡的华人来说，1942年的春节是在英国人投降、日本兵进驻和莫名的恐惧中到来的，80万华侨迎来的不是新春的幸福，而是可怕灾祸的降临--日军司令官山下奉文曾在中国华北指挥作战，他本人和他指挥的部队向来对中国人怀有敌意。而在占领新加坡后，日军出于对共产党和华人几乎变态的恐惧与仇恨，开始了极近疯狂的“肃清大屠杀”。
所谓“肃清”，就是清除华人中的亲华、亲英、亲共和义勇军分子。山下奉文及其幕僚在占领当天就向全岛日军下达了“肃清令”，要求在三日内肃清华侨中的五种人:共产党，抗日分子，义勇军及其他脱下制服的军事人员，仍持有武器或继续抗日者，威胁公共安全者。
在“肃清令”下达之前，一份由日本侨民和英国警察收录的共产党名册已经落入山下手中。肃清行动迅速开始，星华义勇军和马来亚共产党成员首当其冲，数千名义勇军战士和共产党员被捕杀害，其中就包括星华义勇军武装部主任林江石。林被捕后被各种酷刑折磨了40多天，斩去双手、挖掉双眼，最后被扔到牢房角落里呻吟了三天三夜才死去。大部分马共成员和星华义勇军只得转移到山区和林地，以“人民抗日军”名义继续抵抗至1945年。
在“处理”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分子之后，日军宪兵队立刻在各华人居住区设立“检证中心”，对所有华人进行身份鉴别。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昭南大检证”，目的就是从80万新加坡华人中检证出“海南人”(日军定义的共产主义者)、抗战爆发后来到新马的华人新移民，以及“被怀疑对英国有好感”的公务员、太平绅士、立法会成员等。
2月19日,“昭南大检证”在大坡区、小坡区、芽龙区、升旗区、竹脚区和后港区的主要华人聚集点同时展开，日军将每个区的男女老幼驱赶到检证地点接受检证。检证通常持续一到两天，接受检证的华侨大多不得吃喝，在街道和操场上被烈日曝晒，所有人都不允许上厕所,只能半蹲着就地大小便。
随着“检证”规模一再扩大，日军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和人力来甄别所有分散的华人社区，“检证”最终有意无意地演变成了具有民族清洗性质的大屠杀。被“检证”出的商店老板、银行职员、英语教师、文艺工作者,甚至纹身者、穿黄色制服者以及身强力壮的青年大多被拘留，并用卡车拉走。拘留的理由非常简单--有钱人和知识分子“必然”出钱抗日，懂英语者“必然”亲英，纹身者“必然”是华人帮派组织，穿蓝色制服者以及身强力壮的青年则被认为“必定”是义勇军。最荒谬的是，有好几百名为了逃避日军奸淫而剪短头发的华人妇女也被“检证”并带走，因为在日本人看来，短发妇女“或许在武吉知马对抗过日军”。
检证涉及到新加坡的每家每户，时年19岁的李光耀也没能幸免。他在1963年回忆道:“1942年2月，我在惹兰勿杀(竹脚区的华侨的检证地)的检证集中营排队等候出去，守门的日本兵看了一下我的体格，就命令我上罗匣车(卡车)，意思好像是要载我们去日本做工，但我自己觉得那辆罗匣车不像载人去工作的。于是我请求他们让我回我附近园丁的房间拿我的行李。我的园丁是在卫律租一个房间住，在检证期间，我就寄住在他的房间。我一回去，就不再出来，直到他们换了守门兵，换了检查员，我才静静溜出来。那一次，我可以说是死里逃生，那些被送去的就一去不回头。”
那些被检证出来的人，日军采用的常见手段是将其带到偏僻地方，集体枪杀。英军战俘史密斯少校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称:“记得(1942年)2月17日或18日，我看见远处有1200至2000名左右的华人被日军用卡车拉到要塞前面的海滩上。华人下车后，日本兵把他们三三五五的用绳索捆在一起，然后推入海中。等那些落海的人从水中浮起来的时候，日本兵就用机枪扫射。眨眼工夫，那一两千人全被打死在海里，海水都被染红了，许多尸体漂上海岸，臭气熏天。日本士兵就强迫我们去掩埋尸体。我记得一共掩埋了118具尸体。死的全是华人。”据战后统计，像这样的掩埋地点共有35处之多。更多屠杀则是在偏僻的海滩进行，尸体直接扔进海里，一点痕迹都不剩。最可怕的是，这种“检证”是不定期随时随地进行的，当一辆汽车在你附近停下来，或许就是你生命的完结。
据历史学家调查，1942-1945年新加坡“肃清”屠杀的死难人数在5万到10万之间。二战结束后，东南亚第七战区法庭对参与“昭南检证大屠杀”的7名主要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这7人分别是:近卫师团长西村琢磨中将，新加坡警备司令官河村参郎中将，新加坡宪兵司令大石正行中佐，宪兵中队长横田吉隆中佐，宪兵中队长城朝龙少佐，宪兵分队长大西觉少佐和久松治大尉。其中，被公认为大屠杀指挥者及参与者的河村参郎、大石正行两人被判处绞刑，其余五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以总司令身份批准检证屠杀的“马来之虎”山下奉文，也因在菲律宾以及马来战场犯下的虐俘、屠杀罪行,于1946年2月23日在马尼拉被绞死。
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日本军官也在新加坡屠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人就是争议人物辻政信中佐。辻政信因为很早就开始研究对英美的作战计划，在马来亚作战开始前被任命为第25军先任作战参谋。此人向以目无上级、胆大妄为而著称，失败时又惯于推卸责任，为同僚和上级所恶。当时在日军新加坡警备司令部任代办的筱崎护战后在军事法庭上供称:“肃清”方案是由山下奉文授意辻政信起草的，山下的初衷是检举华人中的共产党员、尽快予以捕杀，但并未规定“肃清”的规模和方式，听凭辻政信筹划。残暴的辻政信于是借题发挥，不仅把“扫荡敌性华侨”扩大为针对无辜平民的屠杀，甚至对自己的直接上级，第25军的正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后战死于莱特岛)和真奈术敬信都不做汇报，只对山下一个人负责。
战后清算这桩旧账时，大多数当事人都指认辻政信是屠杀的始作俑者，但此人在日本投降时化装成和尚逃到了中国，托庇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情报机关，1948年回到日本后又一度隐匿不出，直到1950年战犯时效过期后才公开露面。军事法庭审判新加坡屠杀首恶时，因为找不到特岛)和真奈术敬信都不做汇报，只对山下一个人负责。
战后清算这桩旧账时，大多数当事人都指认辻政信是屠杀的始作俑者，但此人在日本投降时化装成和尚逃到了中国，托庇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情报机关，1948年回到日本后又一度隐匿不出，直到1950年战犯时效过期后才公开露面。军事法庭审判新加坡屠杀首恶时，因为找不到辻政信,只能把执行者河村参郎绞死。几年之后，有人在东京见到已经当选为议员的辻政信向他问起此事，此人竟然恬不知耻地回答:“那个计划实际上是朝枝参谋起草的，我没有仔细看内容，就那么马马虎虎地决定了。”(朝枝繁春是辻政信多年的死党，新加坡战役时任第25军作战参谋，日本战败时秘密前往“满洲国”销毁731部队罪证，战后被扣留在苏联)
1946年6月，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带头成立的“新加坡华侨集体鸣冤委员会”和“新加坡华人筹赈难民委员会”开始了对新加坡屠杀死难者遗骸的调查和探寻。1947年，委员会在东海岸路七条半石地区发现了被屠杀的72名星华义勇军成员的遗骨；1962年1 月，人们又在石沙发现了大量人骨，后经委员会证实，这是日占期间遭遇检证屠杀的华人平民。随后，在南洋女中校园的山坳以及万国院胶林，一批又一批遗骸被挖掘出来。由于遗骨大多已经残破、难以区分，故挖掘出土后全部洗净，装入金坛密封。至1963年12月，委员会先后挖掘了27 处弃尸地或掩埋坑，起出遗骨155坛，至1966年10月，又挖掘12处，起出遗骨452坛。在惹兰培本埋尸处，因当地土壤含沙较多、骨骼保存较完整，卫生部视察员进行了点验，最后清理出的骸骨多达2176具!
1966年6月15日，经李光耀总理批准，新加坡开始修建“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用于安葬遗骸骨坛。纪念碑位于莱佛士酒店以南的尼古拉斯路草坪，高120米,由四根漆成白色、直立向天的白色水泥柱组成，柱子中心部位砌有一人高的大理石石台，其上置有青铜骨灰坛，中盛遇害者遗骨。1967年纪念碑竣工，李光耀亲自主持了安葬仪式，并宣言哀悼死难同胞。对许多华人来说，始自1942年的灾变到此际才终于告一段落。
“印度国民军”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将其分为4个防区，东部由近卫师团管辖，西部由第18师团管辖，中部由第5师团管辖，市区由警备队管辖。没过多久，近卫师团前往苏门答腊作战，第18师团调往缅甸，第5师团调往南方，市区治安仅由警备队和宪兵维持。不过日本人很快又有了新想法，他们考虑逐步“用活”手里的45000名英印军战俘，成立反英武装。
日本对印度反英人士的笼络，最早可以追溯到1941年夏天。当时参谋本部已经着手研究对英作战方案，一位年轻的谍报人员--参谋本部第八课课员兼陆军中野学校教官藤原岩市少佐乘机提出，可以利用“亚洲奋起”、“打倒英美帝国主义”等口号，吸引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人、马来人、缅甸人和华人加入反英战争。陆军随后成立了由南方军直辖的“藤原机关”，总部设在曼谷，对内亦称“F机关”(F是藤原 Fujiwara 的首字母)，负责人为藤原和驻泰国武官田村浩大佐。
藤原从中野学校挑选了10名青年将校，让他们用伪造的证件和身份到南亚各处活动，接触强硬派反英人士，试探这些人与日本合作的可能性。F机关很快与流亡在泰国和马来亚的印度反英人士(他们中的大多数和1915年发动新加坡兵变的加达党有关)及其组织“印度独立联盟”(I1L)接上了头，与之建立起了初步合作关系。
南方作战开始后，进军神速的日军在日得拉俘虏了第14旁遮普团的莫汉·辛格上尉。此人是一位资深印度独立分子，颇有政治见地。藤原认为辛格奇货可居，开始认真地考虑以他为首组建亲日武装--与当时日军手中掌握的印度战俘数量不断增加，到新加坡之战结束时已经超过45000人。继续关押和供养这些人成本极高，相反，倘若能使他们与日方合作，不管实际的军事价值有多少，对英帝国的威望和士气都是一个打击，也有助于宣传“日本是亚洲人民的解放者”之类谬论。
1942年2月17日，45000名英印战俘被分批带到新加坡的花拉公园，辛格、藤原等人对他们做了一番演讲，随后就宣布成立“独立印度国民军”，鼓励战俘们自愿报名参加。到当年9月，志愿加入国民军的战俘已经超过了4万人，并在新加坡建立了司令部和训练营。
当时，印度独立运动的元老之一比哈利·鲍斯正在日本居住。他是“印度独立联盟”的领袖，也是早年的加达党成员,1915年就因英印政府的通缉流亡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将鲍斯与印度国民军联手，因此在1942年3月组织了东京山王会议(会场设在山王饭店)，6月又在曼谷F机关总部进行进一步洽谈。但这两派人马相互看不惯。辛格等人认为鲍斯对日本人依赖太甚，已经成为东京的食客，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国者;鲍斯则认为国民军一派骨子里亲英，缺少独立的志气，会谈不欢而散。
此时，辛格与日本军方的关系急剧恶化，他一向以“反英不媚日”自居，在听说参谋本部打算把印度国民军作为二线部队编入日军、去和英美交战之后，大感不满，认为日本没有积极帮助他们“打回老家去”。恰好此时藤原岩市的F 机关也被并入大间谍头子岩畔豪雄领导的“岩畔机关”，后者是个中国通，对印度人的心理和历史则了解不多。缺少了藤原的斡旋，辛格与日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他甚至宣称印度国民军与日本“完全无关”、“是独立的力量”，大感不满的日本人于是在1942年12月29日逮捕了辛格，流放到乌敏岛。
辛格被废黜后，印度国民军的士气一时极为低落，岩畔意识到，必须有一位声望和能力都足以服众的大人物来领导这支军队，他想到了另一位鲍斯苏巴什·钱德拉·鲍斯(与前一位鲍斯无亲戚关系)。他出生于印度孟加拉省，在加尔各答完成大学学业后又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早在1921年，他就开始参与甘地的反英不合作运动，是国大党元老之一，还在1937-1939年担任过国大党议长。
鲍斯是国大党内的左翼激进派，鼓吹暴力抵抗、武装推翻英国统治，因而与甘地、尼赫鲁等稳健派产生对立，在1939年被开除出国大党。二战爆发后，英印政府将鲍斯软禁在住所，不过他一心要实现“武装独立”的理想，在1941年经阿富汗和苏联秘密逃往纳粹德国，受到希特勒的庇护。鲍斯在德军从北非俘获的英印军人中招募了2000名志愿者，组建了一个印度旅，还成立“自由印度电台”为德国人张目。此人既有政治阅历，又有组织军队的经验，自然成为日本人理想的代理人。
1943年初，由岩畔机关改组而来的日军特务机关“光机关”正式向鲍斯发出了前来新加坡发展的电报，后者大为激动。当时德日之间的陆上交通已经中断，鲍斯只能先乘德国潜艇U-180号从法国出发，于4月28日在马达加斯加海面与日本潜艇伊-29号会合，再乘日艇抵达东京。
当年5月，鲍斯与印度国民军代表在东京会晤，在日方的安排下，双方很快达成一致。7月4日，鲍斯在新加坡正式就任“印度独立联盟”总裁兼国民军总司令，在誓师大会上，他面对数万印度军民高喊:“到德里去!到德里去!”的口号，赢得了极大反响。同年10月21日，鲍斯宣布在新加坡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自任国家主席兼首相，向英国和美国宣战,随后又参加了日本在东京组织的“大东亚会议”。
鲍斯将1857年的印度兵变定义成“第一次印度独立战争”，1943 年开始的则是“第二次印度独立战争”，需要印度国民踊跃参加。不过曾经加入辛格国民军的40000名官兵此时有4000人已经决意与日本人决裂，加上复员和被日军抽调劳役的，只有12000名原英印军士兵加入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军队。不过鲍斯的影响力毕竟可观，随后一年多时间里，又有8000-10000名英印军战俘加入了他的部队，加上18000名志愿参军的印侨(其中有一部分是锡兰人)，到1945年，鲍斯的部队也恢复到了40000 余人。他还派出45名年轻人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航空士官学校学习，盟军称之为“东京男孩”。
重组后的印度国民军下辖3个师和1个女兵营，有效战斗人员约一个半师，指望靠这些人“光复印度”显然是不可能的。但鲍斯急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以便策动其在新德里的支持者进行暴动，日本人也需要国民军替自己做活宣传。1944年春，日军发动“乌”号作战，向印缅边界城市英帕尔发动攻击，鲍斯立马喊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派6000 名国民军随日军行动。1944年4月18日，国民军一部占领印度曼尼普尔邦的莫伊郎格镇,终于在本国有了一块实际控制的领土。但随后的进军变成了一场悲剧--雨季到来后，英帕尔地区地面泥泞难行，日军没有带足给养，大量受饿而死。6000名印度国民军有2600人进至亲敦江，此后在作战中被打死400人，另有1500人病饿而死、几乎全灭。
进入1945年，印度国民军余部继续留在缅甸对英军作战，3月下旬日军从曼德勒撤军后，鲍斯也带着6000余名国民军徒步撤往曼谷。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鲍斯认为依靠与日本合作争取反英独立已经成为空想，倘若与苏联接触，或者还有苟延残喘的希望，于是决心先到东京会晤日本外交人员，随后转赴苏联。8月18日，他在台湾松山机场搭乘日军九七式重轰炸机飞往东京时，因飞机失事而不治死亡。遗体在台北火化后，送往东京莲光寺安葬。
鲍斯虽死，对20000余名印度国民军残兵的责任追究仍要继续。1945年11月5日，英印政府对400名原国民军成员提出起诉，但因为印度独立的浪潮已经此起彼伏，法庭最终仅裁决这批当事人不得加入印度军队，其余罪名全免。而印度独立之后，鲍斯又被奉为“民族英雄”、“独立之父”，至今在印度许多地方仍可见其照片和雕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