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11-22 12:01点击次数：164
李强同志堪称党内一位罕见的复合型人才。他在科研、军工生产、广播电讯以及外经贸等多个领域均作出了奠基性或开创性的贡献。革命家、科学家与经济专家的多重角色在他身上实现了完美融合。
上海滩中央特科战士
李强，原名曾培洪，1905年诞生于江苏省常熟县，今之常熟市。曾家在当地乃是一户声名显赫的望族。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这段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3年夏日，李强从上海南洋路矿学堂附中毕业，本有机会赴美深造，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国内，继续在南洋路矿学堂大学部深造。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李强脱颖而出，被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8月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2月，李强返回常熟，创立了中共常熟特别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一职。在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期间，他受命研制炸药和手榴弹，虽然数量有限，但这却是我们党自制的首批军火。随着大革命的挫败，李强从常熟重返上海，投身于地下斗争。
在沪上白色恐怖的激流中，李强投身于中央特科的工作。中央特科，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是一所专门负责保卫和情报工作的秘密机构。该特科下设四个科室，一科为总务科，二科为情报科，三科为行动科，四科则担任交通（通讯）科的职责。李强担任交通（通讯）科科长，该科最初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并肩负起护送党的领导人前往苏区的重任。随着形势的发展，交通（通讯）科的专业职责转向了电台的建设工作。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处于会议议程中，突兀间，一股密探风涌而至，企图将与会者悉数拘捕。被捕者名单上赫然列出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以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一批核心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虽本应出席，却因临时紧急事务未能出席，侥幸逃脱。泄露秘密的，竟是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夜幕降临，焦急万分的周恩来迅速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与特科各部门负责人商讨救援方案，并亲自指挥救援行动。周恩来明确下令：“会射击者，务必全部出动！”李强枪法出众，因而被纳入营救人员名单。然而，就在营救行动进行过程中，不幸的一幕发生：原本预定的枪械晚至，且因枪膛中防锈的黄油未清而无法使用，致使营救行动最终未能达成目标。彭湃、杨殷等人于8月30日不幸遇难。
彭湃等同志英勇就义之后，中央特科毅然决定，务必想方设法铲除白鑫这个令人痛恨的叛徒。白鑫深知中央特科红队对付叛徒的果断与严厉，怀揣着丰厚的赏金，他惶恐不安，打算逃往意大利以避祸。特科接到中央的明确指示：务必在白鑫启程的那天将其就地正法。李强等同志随周恩来深入白鑫所居的弄堂，细致勘察了现场，并精心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11月11日黄昏时分，白鑫刚迈出家门不久，便在弄堂中遭逢伏击，被击毙。这个叛徒终于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青年时代的李强。
为确保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讯联络顺畅，中央决定创立我党自有的无线电台，并着手研发更为先进的短波电台。为此，周恩来同志亲自与李强进行深入交谈，并委托他负责研发发报机的重任。李强肩负起这一使命，与组织委派的上海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张沈川携手合作，一人负责电台的研制与机务维护，另一人则专攻无线电报务，两人共同成为了中共无线电台的奠基者。1929年春末，李强成功研制出一套兼具收发功能的短波无线电台。相较之下，国民党当局直至1931年底方才启用短波电台。从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李强与张沈川担任教员，举办了中共第一期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学员均为各省精选的优秀青年。自此，中共无线电通讯网逐步构建完善。在艰苦且危险的环境中成功实现无线电通讯，标志着我党通信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李强在此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功勋卓著。
延安军工局长
1938年伊始，李强肩负着中央军委军工局领导的重任，归国自苏联。在李强归国前，毛泽东曾于参观延安工人制造品展览会之际发表感慨：“以往抗战之所以部分失利，国防工业不敌敌人亦为原因之一。未来若要最终战胜敌人，务必发展国防工业。”随即，中央军委重组军事工业局，由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兼任局长。至于日常工作的副局长人选，尚未确定。恰在此时，李强自莫斯科归来。滕代远与李强谈妥，决定由其主持军工局的全盘工作，后正式担任局长一职。军工局历经隶属于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最终归属于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
于军工局，李强与远道从上海而来的沈鸿携手共进。抗战初起，沈鸿便将他的“利用五金厂”的设备与员工迁往武汉，以期投身抗战事业。最终，他抵达了陕甘宁边区，此处成为他能够真正献力抗战、施展技术才华的乐土。沈鸿迁厂所带来的机械，为延安的军工事业注入了强大动力，正因延安亟需此类能生产机器的关键设备。经过不懈的奋斗，延安的军工企业初步成形。1939年4月25日，军工局成功生产出陕甘宁边区的首支七九步枪，亦称“无名氏马步枪”，它标志着我军军工史上的自主制造步枪的里程碑。
毛泽东题词给李强。
“坚持到底。”同年6月，在紧锣密鼓地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加紧炼铁、制造枪炮的军工局局长李强，又肩负起新的使命：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兼任院长期间，李强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其中不乏担任部长乃至国家领导人的杰出人物，如李鹏、叶选平等。
1946年6月，国民党挑起了全面内战的战火，延安的兵工生产也随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确保生产安全，军工局的职工队伍分期分批撤离山城，奔赴华北、东北，着手启动这些地区的兵工与民用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在延安的最后时光里，李强带领的火炮研究团队仍旧坚守在窑洞之中，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到了1947年3月，随着胡宗南部对延安的全面进攻，留守在延安的军工局各厂纷纷东渡黄河，迁至晋绥解放区。
新中国广播先驱
李强自延安启程，肩负中央军委工矿委员会副主任的重任，对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的军工生产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巡访各大解放区军工设施的过程中，李强于迁址河北涉县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偶遇了中央广播处处长廖承志。廖承志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策：“随着解放战争新形势的演变，中央决定筹建一座规模更大的广播电台。你需火速前往西柏坡，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正期待与你进行谈话。”
在西柏坡，刘少奇与朱德向李强下达了建造短波广播发射台的紧急指令，旨在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提供更强大的传播能力。李强肩负重任，首要任务是实地勘察新台址。经过周密考量，最终决定将电台建立在河北省井陉县。这一选址的依据主要是其邻近煤矿，电力资源丰富；此外，该地地势开阔，电波干扰相对较少；更重要的是，其距离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以及新近解放的华北重镇石家庄均不超过三十公里，地理优势显著。在李强领导下，天线方案得以确立，随后，工程技术团队着手进行具体设计、加工与施工架设。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成功地将一座高达65米、半地下式的天线铁塔矗立起来。
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至河北井陉初期，正值人民解放战争的关键转折时期。期间，我军接连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共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逾150万。这一系列胜利的喜讯，经新建的战时电台迅速传遍全国，极大地提振了人民的士气，同时也令世界为之震惊。伴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声誉与日俱增。
1949年四月，南京宣告解放。李强受命接管国民党的中央电台，并担任该电台军事代表。进入六月，李强再度抵达上海，继续肩负起电信接管的重任。6月5日，廖承志与李强一同被任命为中央广播管理处的正副处长，其中廖承志主管编辑事务，而李强则专注于电台及天线设施的构建。该处的主要职责是领导全国广播事业。伴随着一座座大城市相继解放，中央广播管理处所辖的电台设备亦逐步得到升级，从而使得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得以更加清晰地向全国传播。
1949年10月1日，李强，作为电信与广播领域的权威专家及高级官员，肩负起保障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扩音器顺畅运作的重任。他确保了这一音响系统的正常运行，使得全国乃至全球都能收听到那激昂的实况广播。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李强身兼数职，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局长、电信总局局长以及政务院新闻总署广播事业局局长。他不仅全面主持无线电总局与电信总局的运作，同时亦领导广播事业局的发展。
◆《发信菱形天线》。
鉴于李强在无线电电子学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卓越贡献，1950年，他荣获了范旭东先生纪念荣誉奖章。同年，他于30年代在苏联发表的学术论文《发信菱形天线》首次被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公开发表。1955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李强被推选为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后于1993年更名为院士），成为该届大会推举出的172位学部委员之一。这一荣誉，使李强成为新中国首批院士中唯一享有崇高资历的革命家。
新中国外贸奠基人
“李强同志，你是否考虑转行从事外贸工作？”面对主席的突然提问，李强略显措手不及，直言不讳地回答：“主席，我还是觉得技术领域更适合我。”毛泽东对此未再追问。周恩来总理深知毛泽东的意图，在莫斯科的谈判期间，他对中苏贸易的紧迫性和所需人才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周恩来权衡之后，认为李强是承担对苏贸易重任的不二人选。
1952年8月，李强正式被委以重任，担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及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一职。当时，国内正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浪潮，这股气氛在中苏贸易往来中尤为显著。自1953年起，驻苏商务参事处的关注焦点逐步转向苏联所援助的156个重点项目。直至1956年离职，李强在苏联的五年间，正值军事贸易及成套设备进口工作的高潮阶段。在这一时期，中苏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超过了50%，李强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不懈的努力。
李强新中国成立后在家办公。
自中苏关系破裂以来，李强便成为了新中国政府官员中率先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的先驱之一。面对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以及严苛的禁运限制，中国与日本、西欧的贸易往来却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1963年，中国从日本引进了维尼纶设备，随后又陆续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和奥地利等九个西欧国家引进了涵盖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以及精密机械等多个领域的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共计84项。这标志着新中国对外贸易领域的一个重大飞跃。至1965年，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已从1957年的17.9%飙升至52.8%。
1988年5月31日，李强挥毫泼墨，为兵器工业留下了寓意深刻的题词。
1981年三月，李强卸任对外贸易部部长一职，转任国务院顾问。尽管退居幕后，他依然致力于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了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此外，李强还身兼数职，领导多个社会团体，同时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持续关注并支持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96年9月29日，李强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