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归国战俘的人生轨迹

勇敢归国的6000名志愿军战俘，他们回归后的人生轨迹又是如何的呢？

1953年7月27日，经过33个月的艰苦奋战，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下宣告终结。在这场战争中，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胜利，不仅圆满实现了捍卫家园、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宗旨，更为巩固国防、将敌人阻挡于国门之外立下了赫赫战功。

尽管整体而言取得了显著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却并非完美无瑕。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因美国施压，以及苏联与朝鲜的让步，被迫在停战谈判中接受美国提出的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这导致美军在处理战俘问题上玩弄手段，造成了不良影响。

签署《朝鲜停战协议》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约2.2万名志愿军战士被俘，其中三分之二因遭受美国及其国民党同伙的胁迫，被迫“选择”赴台。而仅有6000余战士，即便面对美军和台湾国民党势力的威逼利诱，甚至遭受严刑拷打，依旧坚定地选择返回祖国。

最终，超过六千名志愿军战士得以顺利回归故土。那么，他们重返祖国后，面临了怎样的挑战，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的呢？

1953年8月，6000余名归国的志愿军战俘人员历经沧桑，终归故土，他们的第一站是辽宁省昌图县的金家镇。负责接待并管理这批归来人员的机构，即所谓的“归来人员管理处”，系由总部授权，东北军区牵头成立的。该管理处的行政级别定为师级。

昌图位置

在这6000多名毅然选择回归祖国的志愿军战俘中，无论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归管处的工作人员，抑或是社会各界，都深知他们曾在战俘营与美军及国民党特务展开了英勇的抗争。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了令人敬佩的楷模。

悉心关怀，耐心引导，查明缘由，审慎处理，妥善安置。

充满热情的关怀，自是易于领会。尽管这些同志身处被俘之境，但多数人并未丧失民族之节操，更未曾向敌人屈服。在战俘营中，他们依旧冒着生命的危险，与敌人展开斗争。基于此，他们理应得到我们热情的关怀，以及党的深切温暖。

耐心引导，自属必要之举。这6000余众曾历经被俘之痛，那段屈辱且刻骨铭心的往事，难以轻易忘怀。因此，对归来的他们进行深入且细致的教育显得尤为关键，旨在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助力他们卸下沉重的心理负担。

理应明白，探究问题的根源，尽管普遍而言，同志们都是好样的。然而，美军的隐蔽手段以及国民党势力的干预，导致志愿军战俘面临诸多困境。

美军企图在志愿军战俘中植入间谍与特务，而国民党方面则充分利用了那些曾是国民党军官及党员的志愿军战俘。这些人无疑是隐藏在战俘群体中最危险的分子，因此，对他们进行甄别显得尤为必要。

在志愿军逾2.1万名战俘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最终被卷入前往台湾的漩涡，其背后至关重要的因素，正是国民党特务与潜藏于志愿军战俘队伍中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通过恐吓和胁迫手段，迫使这些志愿军战俘踏上了赴台的旅程。

尽管6000余位执意回归的战俘中，绝大多数均为优秀同志，然亦不能排除其中掺杂了美国及国民党派遣的间谍与特务。鉴于此，进行甄别工作显得尤为迫切而必要。

在厘清问题之后，不仅能够为绝大多数无辜的志愿军战俘恢复清白，而且，还能让那些存心不良的极少数人受到他们应得的惩处。

志愿军战俘

有的因受伤不支，有的因物资耗尽、弹尽粮绝，有的则是因缺乏武器装备，而另一些则可能涉及投敌或叛变的行径。

因此，针对此类人员，我们必须进行细致的甄别，并采取审慎的处理措施。对于那些意志坚定、不屈不挠者，应给予认可和表彰；对于那些曾动摇或犯有微过者，应予以谅解。至于那些叛变投敌者，即便经过教育，也应让其承担个人责任，同时亦应从宽发落。

至于妥善安置，其意义自明，经过充分的甄别之后，每个人的未来与命运，理应得到恰当的处理与安置。

志愿军被俘小战士

传达毛主席的20字方针给6000余名同志后，大家如饮定心汤，对毛主席的方针表现出极高的拥护与支持。于是，在方针宣贯之后，规管处即刻召开了一场大会，旨在动员与开展教育活动。当时，志愿军战俘大致可划分为三个类型。

此类人物于被俘之际，坚贞不屈，积极参与或引领抗敌斗争，其本身即已作出卓越贡献。因此，对于此类英雄，应恢复其党籍、团籍、军籍，并予以隆重表彰。

然而，也存在另一群体，他们在被俘期间曾一度情绪低落或犯有过错，但迅速改正。尽管他们犯有轻微过失，却随后积极投身或引领对抗敌方的斗争。鉴于这些情况，对他们采取的措施是承认其被俘前的军籍，同时取消其党籍或团籍。

第三类人物系战场投降或主动投敌、背叛组织为敌方效力者。此类人员因犯有严重错误，故应予以开除党籍。若其曾是党员或团员，亦应一并开除党籍或团籍。

尽管在界定三类人员的界限时情绪颇为沉重，但总体上结果尚算满意。当时，被划分为一、二类的人员比例高达80%。大多数人的军籍、党籍和团籍得以恢复，而真正被剥夺军籍的，实际上只是极少数。加之恢复工作进展迅速，已有众多人员开始逐步恢复党籍与军籍。

受伤被俘志愿军

自1954年3月上旬起，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饶事件的影响下，大军区传达了新的指导精神，强调标准需进一步提升。于是，审核的门槛在一夜之间变得异常严格。

原先预定恢复军籍的人员，多数情形下仅认可其被俘前的军籍。至于那些原本仅受到党内轻微处分的个体，绝大多数则直接被开除党籍。

在激发大家深入进行自我反思的过程中，我们的原则亦随之调整。针对志愿军战俘的自我反省，评判的标杆已转变为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等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等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自是无比崇高，他们理应被我们永远铭记。然而，若将他们的标准苛求于每一位志愿军战俘，则未免过于严苛。

然而，那些当时责令志愿军战俘进行自我批评的人，并未察觉到其中的微妙之处。他们强调，在自我批评中应多述过失，少提功绩，撰写检讨书时亦须遵循这一“多过少功”的原则。

如此苛刻的标准，让众多战俘对自己的自我审视变得异常严格，有时甚至过于严厉。比如，一旦在失去抵抗能力后沦为俘虏，便被视为“向敌人投降”；若在敌人的审讯中透露了所属部队的番号，便被指责为“泄露军事机密”；而若采取与敌人周旋的灰色策略，则会被定性为“与敌妥协”。

即便被俘，不论缘由，亦被视为“丧失气节”。正如管理人员所言，“在共产党员的词典中，‘被俘’二字无从寻觅”。

在如此严峻的考验和环境中，志愿军战俘的体检报告几乎无一例外地转变成了他们的认罪状。

最终，审核结果揭晓，在6000余名志愿军被俘将士中，原本80%的党员身份得以保留，然而，这一比例突然跃升至91.8%，绝大多数人遭受了党籍被开除的处分，甚至连以下人员亦无一例外地被安排复员。

志愿军战俘

1954年五月下旬，甄别工作圆满落幕。在逾6000名归国志愿军俘虏中，起初有2900余人身份为共产党员。然而，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党籍被予以除名，仅有120余人得以保留其党籍。

尽管这120余人背负着警告或留党察看的处分，但更令人瞩目的军籍问题，却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打击。超过700人被剥夺了军籍，而4600余人仅被认可为战俘身份前的军籍。这对于6000余名归国的英勇将士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志愿军中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者，乃原志愿军180师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经审讯，其行为被定性为叛党、叛国，最终被开除党籍及军籍。

听闻此讯，吴成德顿时晕厥，神经几近失控。直至两个月后，他才逐渐恢复清醒。

吴成德为何沦为俘虏？在第五次战役中，我军因未能充分应对美军的反击，加之连续战斗导致弹药耗尽，导致在战役第三阶段，志愿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其中180师损失最为严重。

彼时，180师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三千余战士不幸被俘。身为师级指挥官，吴成德理应有机会成功脱险。然而，在师长下达分散突围的命令后，他在突围途中目睹了数百名志愿军伤员力不从心，难以突破重围。吴成德心怀不忍，遂毅然决然地击毙了自己的坐骑，选择与这些伤员并肩作战，坚守在他们的身边。

然而，因队伍中伤员众多，转移极为艰难，他们终究未能突破重围，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即便如此，吴成德依旧带领着剩余的志愿军战士坚守敌后，在语言不通、环境恶劣的朝鲜战场上坚持游击战超过400天。直至游击队仅剩三人，吴成德才因弹药耗尽、粮食断绝而被俘。

即便沦为阶下囚，吴承德依旧坚韧不拔地抗争，对美军和国民党特务的诱惑与压力从未低头。因此，当吴成德得知自己被剥夺党籍和军籍的判决时，他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现实，精神几近崩溃。

第五次战役

此类情形屡见不鲜。譬如，原181师541团机枪连的文化教员史振荣，他身为陕西省富平县地下党领导人史志洲烈士的遗腹子，自参军入伍以来，便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与表现。

他之所以沦为阶下囚，亦是缘于身患重症。在从前线向后方转移的过程中，因高烧不退，陷入昏迷，最终在防空洞里被敌方掳获。即便身处囚禁，史振荣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依然坚贞不屈。因此，对于仅认可他战俘身份的结论，他深感不公，内心充满了委屈。

尽管众人的委屈无法左右审核的结论，众多人不得不承受复员的命运。即便告别了他们深爱的军队，那些被遣返回家的志愿军战俘，即便在远离军营的日子里，依然未能摆脱不公的待遇。

因头顶曾遭受敌手掳掠的阴影，归乡后，他们饱受冷眼与排斥之苦。

有人常遭同事和家人歧视。

即便在工作中表现出色，有些人仍旧难以获得晋升机会，这往往是因为他们在政治审查中未能通过。

有些人甚至因此失去了工作，他们的单位因他们的战俘身份而将其解雇。

某些人因身为战俘，甚至遭受了家族连坐的厄运，其子女亦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与参军服役的权利。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志愿军战俘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基本国策。在此背景下，加之战俘群体持续的上访活动，中央办公厅于1980年9月27日正式批转了关于战俘处理的专项文件。

6000余名志愿军战俘长久以来的期盼终于得以实现，在查证事实之后，他们得以恢复党籍和军籍，享受相应的待遇。而且，他们的生活补助亦得以重新发放。这些历经艰辛的志愿军战俘，终于迎来了那久违的公正。

为何在历经重重磨难之后，志愿军战俘为何仍承受如此打击？

一方面，受高饶事件的波及，另一方面，亦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在中华乃至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对于俘虏的理解普遍带有负面色彩。

志愿军战俘

正因为中国自古秉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所以在传统文化中，军人即便面对败局，亦不应沦为战俘，而应以生命捍卫信仰与尊严。

因此，誓死不为俘虏，宁可选择英勇就义，这已成为众人普遍遵循的信条。故此，这6000余名志愿军战俘，因被俘之苦，在人们眼中，这无疑是一段充满屈辱的历史。

这种观念不仅仅局限于军队内部，就连寻常百姓亦普遍认同，这也是志愿军战俘在重返故土后，依旧遭受不少歧视的深层次原因。

自然，伴随着时光的流转以及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局势的深刻变革，国人的思想觉悟与权利意识亦不断升华。人们开始意识到，志愿军战俘的过往经历虽不失为一段不光彩的历史，然而其中亦蕴含诸多客观因素。多数战俘并非自愿投敌，他们在敌方阵营中同样坚守革命信念，与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志愿军战俘被送往台湾

尽管他们不幸沦为战俘，但他们未曾背弃祖国与人民。因此，他们理应避免遭受不公的对待。在战俘营中，他们以英勇的斗争精神和坚定的回国意志，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赞歌。这6000余名坚守信念、与敌人抗争、矢志回归的志愿军战俘，无疑是志愿军乃至中华民族的英雄。

曾沦为敌方俘获的志愿军高级指挥官，在重返祖国后遭受军籍剥夺，其离世之际，一则神秘事迹悄然流传，触动无数人心弦。

抗美援朝战争，作为新中国的奠基之战，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豪迈气概，洗去了自晚清以来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这场战争对于我国而言，结果堪称圆满，不仅让傲慢无礼的美国人在鸭绿江边止步，更成功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与安全。

然而，战争在所难免会带来伤亡与俘虏。即便中国人民志愿军勇猛无畏，在极其严酷的环境中，仍有超过两万人不幸被俘。

担任职务之最者，乃吴成德。彼时任180师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其被俘与归国后的遭遇，令人感慨万千。然在他离世之后，家人整理遗物时，竟意外发现一桩秘密，令人动容不已。

吴成德，于1912年在山西新绛出生，自幼接受了优良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本在地方小学担任教职。然而，目睹日军逐步侵占我国领土，怀揣满腔爱国情怀的他，毅然决然地放下教鞭，投身军旅。1937年伊始，他加入了中共在太原设立的那所军政训练班。

凭借卓越的能力，他一毕业便担纲新绛县自卫队政委之职。此后十数年间，他领兵作战，统筹部队事务，皆表现出色。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他蜕变成为一名杰出的指挥官。至1950年1月，吴成德已荣任解放军60军180师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四川眉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应朝鲜战场的紧急需求，1951年3月22日，吴成德毅然率领180师踏过鸭绿江，踏入朝鲜战场。随即，他肩负起志愿军180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的重任，并迅速投身于第五次战役的激烈交锋之中。

客观而论，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所做准备略显不足。战线过长导致后勤补给陷入困境，为防止全军陷入敌人的包围圈，指挥部只得下令向北转移。在此之际，180师肩负起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即需坚守阵地，抵御敌人攻势达3至5日之久，以确保主力部队的安全撤退。

然而，敌方行动迅猛异常，师长应对措施略显不足，在遭受包围之际，只得下令毁坏电台，此举导致180师与指挥中心断绝联系，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历经多次惨烈战斗，部队最终不得不选择分头突围。

在突围战正式爆发之际，代政委吴成德决定对各团进行一番巡视。待他返回时，师部已然先行动身。吴成德遂策马携警卫班，追踪师部撤退的方向疾驰。途经一山沟时，他察觉到前方似有数百人聚集，借助美军发射的照明弹，他辨认出那群人是180师的伤员。

受伤的战士们认出了政委的身影，他们行动受限，难以与大部队同步，于是齐声呼喊：吴政委，我们能否成功突围？吴政委，请您务必把我们带上！

事实上，此刻若吴成德纵马疾驰，完全有可能追上师部，然而目睹伤员们的惨状，他毅然决然地作出抉择——一枪击毙爱马，徒步踏入伤员群体，以示他们同在。

此举实乃英雄之举！在当时的形势下，四周尽是美军精锐，吴成德毅然选择留下，已做好了为理想献身的准备。

然而，他并未坐以待毙。鉴于此处聚集了众多伤员，若全体聚集一处，一旦被发现，便成了明显的攻击目标。因此，吴成德将数百人分成四十人一组，每组均由一至两名干部引领，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位伤员。

吴成德的行为使得部分伤员得以成功突破重围，然而他自己却陷入了困境，唯有率领身边为数不多的部下在敌后展开游击战。生活对他们而言无比艰难——不熟悉的地形、匮乏的武器弹药、食物短缺、无处休憩，甚至不敢在一个地点逗留过长。

在这种境遇中，吴成德未曾低头，带领战士们顽强地坚持了长达14个月的游击战！在此期间，他们遇到了其他突围的伤员，吴成德总会向他们坚定地表示：自己绝不会遗弃任何一名战士。他的话语激励着周围的人，在奋力突围的同时，他们还成功击溃了20余名敌人。

原本他们满怀期待，希望志愿军能发起第六次战役，以此为契机重返部队，然而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不再发动大规模攻势。

1952年7月，吴成德身边仅余三员战将。因饥饿至极，他在山区不慎采食了有毒的蘑菇，陷入昏迷。其余战士为挽救他的生命，毅然下山寻觅药物与食物，却不料遭遇敌方搜山小队，致使吴成德不幸被俘。

吴成德原本打算借助“炊事员武德”的身份蒙混过关，然而，在转移途中，另一名俘虏的背叛将他暴露无遗。自此，吴成德被单独囚禁，亲眼目睹了美国所宣称的“人权”真相。

鉴于他身为志愿军中被俘职务最高者，美方意图策反他以动摇志愿军的士气，遂采取了极其卑劣的手段。

于釜山集中营之中，吴成德多数时光被囚禁于一室，不见天日。两具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向他高喊：“吴成德，速速招供！”即便他设法堵耳，噪音仍无法消弭，使得他难以入眠，精神亦备受摧残。

为获取志愿军情报并迫使吴成德前往台湾，美国人对他实施了多次电刑。然而，吴成德始终坚称自己是炊事员武德，并坚决表示只愿返回祖国大陆。

面对电击的徒劳无功，美国人转而动用高频微波脉冲设备，以其微波之力对吴成德的神经系统施加进一步的伤害。他们寄望于以此手段迫使吴成德“自愿”前往台湾。毕竟，若连一位高级指挥员都动摇了立场，这对于其他被俘的志愿军战士而言，无疑将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吴成德坚贞不屈，遭受非人的折磨后，他曾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将背心撕成布条，结成绳索，打算吊挂在铁条上。然而，美军看守的警觉及时响起，将他救下。自那以后，他身边连制作绳索的物料都无从寻觅。

历经生死边缘的吴成德逐渐恢复了清醒，他决心与敌人抗争到底，将敌人所行的一切公之于众，永不再隐瞒。

历经不懈的抗争，直至1953年9月，《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署，交战各方随之大规模交换战俘。鉴于吴成德官职显赫，他成为最后一批得以归国的战士。

踏上祖国的土地，吴成德的身影让认识他的人几乎认不出他。经过磨难，他变得如同皮囊裹着枯骨，入朝时体重超过130斤，归来时却锐减至90斤，整个人显得异常虚弱。

他竭尽全力，向记者吐出的第一句话便如重磅炸弹般掷地有声：“我必须控诉，我必须向全世界揭露，美帝国主义对我们以及志愿军被俘人员所犯下的残忍暴行……”

起初，这些战俘尚能享受到慰问与关照，然而在那个时代，“战俘”二字并不带有荣耀。1954年，受“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吴成德不幸被剥夺了党籍与军籍，随后被分配至辽宁盘锦的大洼农场担任副场长之职。

吴成德面对这样的待遇，内心无疑是痛苦的，然而，他仍旧秉持着革命精神，全力以赴地建设农场。他的人格魅力令人敬佩，即便在那些特殊年代，有人曾提议对他进行批斗，但最终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善良的人，鲜有人愿意参与其中。

1955年1月20日，吴成德有幸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旨在将他的爱人龚村及四岁的女儿吴青青接到大洼农场，与他们一同共筑美好生活。

彼时，龚村已是北京部队中的一名排级军官，组织亦在为她寻觅接收单位，她可谓身处半数北京人的行列。然而，当她遇见丈夫后，她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前程，随吴成德一同离去。龚村被分配至大洼农场的工会担任劳保委员，此后一家便在此地度过了二十余年的时光。这份爱情，同样令人动容。

1975年，吴成德于大洼农场正式退休，随之龚村亦告退休，自此，全家得以重返山西故里，安享晚年。

1980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的第74号文件，为志愿军战俘们实现了平反。到了1982年，经过严格的审查，吴成德同志的身份终于得到恢复，并按照军级干部的标准享受相应的待遇。

年逾古稀的吴成德，仍旧心系国家，不懈付出。在接下来的十数年里，他四处奔走，担任了30余所大、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和政治协理员，年均向青少年进行报告逾百场。他以实际行动为祖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树立了光辉的楷模。正因如此，他在1992年荣获了国家关工委的表彰与嘉奖。

1996年3月6日，吴成德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旅程。在后续整理其遗物时，家人意外发现了吴成德珍藏的捐赠凭证和感谢信。未曾料想，多年来，吴老已悄无声息地为革命老区与灾区累计捐出了超过四万元人民币。

一位备受误解与不公的勇士，在生命行将走到尽头的时刻，依旧选择悄无声息地回馈祖国、滋养社会，其高尚情操确实令人深受感动！

革命精神的真谛，吴成德老英雄以其生前的言行给予了我们最深刻的诠释。在他追悼会上，那幅挽联便是对这位老英雄最为恰当的评价。

铁血丹心，致敬老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