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闻天：那些未曾公开的遗憾

与众多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在北京的繁华生活中不同，张闻天先生的独子张虹生，则选择在南京的宁静中安度时光。

循着张虹生所提供的地址，我们前往大钟新村，却未曾料想家中空无一人。直至老人的外孙放学归来，方才得知这处住所实为他的女儿所居，而老人本人并不居住于此。

我径直前往张老现居之地。“或许您难以置信，这间屋舍正是我所租赁。”张虹生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我对此简朴新家的浓厚兴趣。

夜幕低垂，采访仍未结束。然而，关于张闻天的诸多细节，我们仅触及了表面。这位人生轨迹跌宕起伏、思想内涵丰富的历史人物，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细细品味。

翌日，我们的旅程持续推进。张虹生对父亲的记忆逐渐变得明晰起来。

“父亲离世之后，其骨灰盒上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名字，更未曾安放于殡仪馆的正厅之中。”张虹生感慨道，“父亲的日记原本是我心头的宝物，如今却只能拱手交出，我已无法再亲自翻阅。每当思念涌上心头，忆起的往往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有时，我渴望能够重温父亲的日记与读书笔记，却发现这一切都已成为遥不可及的回忆。”

1949年，张闻天、刘英、张虹生

从外交部至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再到被遣送至广东肇庆，最终迁居无锡，这些变故接踵而至，对张闻天而言，无疑是一次次的沉重打击，让他感受到了“官职步步退减”的无奈。

张虹生少提父亲。

长久以来，我未曾动笔撰写关于父亲的篇章，这源于母亲的坚决反对。她认为，子女笔下的父母总是难以展现出真正的说服力。

确实如此，即便是我亲自执笔的自传，也鲜少能够令人信服。首先，当我们依据当下的标准回顾过往时，不可避免地会带着一种评判的尺度；其次，在某些段落中，或许会出现自我吹捧之嫌。

图书馆员工

10岁首次见父。

1939年，我降临于新疆迪化，即今日的乌鲁木齐。彼时，我的父亲正肩负着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重任，日理万机，繁忙无比。

自幼我便被送往迪化八路军办事处寄养，由一位干部的母亲悉心照料我的起居生活。后来，母亲孤身一人返回了延安。

1949年，随着东北局势的逐步稳固，我终于在警卫人员的护送下得以与父母团聚。那一年，我已迈入十岁稚龄。

自幼年起，我便聆听诸多英雄传奇，因此沿路总是好奇地询问父亲是否身为司令员。一经得知是书记一职，便连连摇头，心生不悦，还是认为司令员更为称心，手握佩枪、骑乘骏马……

1951年，张闻天、刘英、张虹生在北京

初次目睹父亲的形象，我惊讶地发现，他并未携带盒子手枪，亦未骑乘高头大马，这不禁让我心中涌起一丝失落。

然而，不久后我发现，他每天都是乘坐小汽车与母亲一同去工作，他觉得自己坐的这辆汽车比我曾骑过的马背摇篮更为舒适，因此心生向往，渴望亲自体验一番。然而，父亲却并未答应他的请求。

在那个年代，家中设有勤务员、警卫员、保姆等，足以妥善照料我的起居，然而父母却坚决不允许。

自五年级起，我便独立承担起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彼时，我误以为他们对我的严格要求是出于对我情感的排斥。

1979年，随着父亲的平反，组织上出于对政策的严格执行，特意安排我重返北京，此行亦是为了更好地照料母亲。

当时，我迫切地想要返回北京，然而母亲的反对让我无法如愿。尽管调函已交至我手中，母亲最终还是选择将其退还。这样的情形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可谓是极为罕见。

我言尽于此，毕竟我已深谙此道。他们常以百姓为参照，认为百姓所能为之事，我们亦当尽力达成，若有所欠缺，便视为特殊化的错误思想。他们对这一点尤为重视。

自母亲调入中纪委任职，她对我看管愈发严格，坚决不允许我享有任何特殊待遇，连我在评定职称方面她也进行了干预。她坚信，只要在工作中表现出色，无需主动申请，便“理所当然”地能被选中。

在我二十余年的南京大学职业生涯中，我未曾主动申请过任何职称，亦未曾有幸被自然推选。直至退休，我始终是校园图书馆中一名平凡的图书管理员。

我后来逐渐明白父母。

在历经了被冠以“右倾坏学生”之名的新疆劳动经历后，我才深刻认识到，在‘大跃进’议题及庐山会议之上，我父亲并未犯错，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闲暇之余，我阅读了众多书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父亲的思想观念逐渐趋于一致。

自1967年以来，父亲便失去了工作。当我从新疆归家，他对我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爱。他的父爱在这一刻才真正显露无遗。他对我的生活十分关心，深知我收入微薄，抚养孩子不易。在肇庆监管期间，他甚至从每月的120元生活费中扣除15元，以此作为对家庭的额外补贴。

平日里，他除了沉浸于阅读与写作之外，亦钟爱与我共同探讨问题，时常把我唤至他身边。这种父爱，言语难以尽数，对我既慈祥又温暖，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依旧严格自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亦保持着这份严谨。

我并无保留任何关于父亲的遗物，它们都已悉数捐赠。对于父亲留下的笔记、日记等手稿，本想留作纪念，然母亲却持反对意见。捐赠之后，那些日记便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毕竟我非党员，无法随意翻阅。

回首往昔，若当时文稿掌握在我手中，便能让所需资料得以复印，对父亲的研究将更为深入。然而，如今这些资料却未能解密，亦不允许查阅。以我父亲在外交部那段历史为例，由于涉及我父亲个人的外交见解与当时执行的外交政策有所差异，外交部对此亦不开放。

谈及和平与战争的议题，我父亲坚信世界的发展趋势趋向和平。他断言，我们至少能够争取到10至20年的和平时期。一旦这样的和平得以维持，那么世界大战的爆发将变得更加困难。相比之下，毛泽东同志则始终强调战争的可能性，并重视国家的备战工作。

实际上，我并未翻阅过父亲的日记。他的日记数量颇多，其中最为珍贵的是那16本，它们记载了自庐山会议之后至经济研究所期间的点点滴滴。遗憾的是，在抄家事件中，这些日记被收缴并封存，传闻中遗失了不少珍贵的篇章。

在我心中，父亲的生活节奏犹如一台“标准钟”，单调而乏味。除却必要的社交场合，他几乎整日都沉浸在书房之中，足不出户。

每至周末临近，我匆忙赶去与父亲道别，却只能站在门外，轻轻一句：“我走了。”良久，屋内才缓缓飘出他的回应：“知道了。”

被遮蔽的领导人

回顾父亲的一生，毛泽东的形象始终挥之不去。

1934年1月，父亲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荣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之职。紧接着，于2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度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主席。

那时，我父亲担任的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相当于现今的总理，其下设有12个部门。

毛泽东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身负双重职责。我父亲接替其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后，共产国际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共产国际对我父亲始终抱持着一定的保留态度，认为在我父亲在苏联的期间，他的行为并未完全遵从指令。

毛泽东后来掌了权，在于他有几个特长。第一是他指挥打仗确实行，比我父亲强；第二是共产国际一直支持他。

毛泽东、张闻天于延安会面

在中共党史的篇章中，曾记载了一段洛甫与毛泽东的携手合作历程。回溯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到来。毛泽东曾言，当时若能成功争取到张闻天，则问题便可解决大半。

于遵义会议之际，博古担当主报告重任，周恩来辅以副报告，张闻天则提出反报告，继之，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在反报告中，父亲对博古的汇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这篇反报告正是毛张二人合作的产物。鉴于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发言时指出：

“若无洛甫与王稼祥两位同志自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抽身而出，遵义会议的召开与成功将无从谈起。”

然而，时至今日，普遍观点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实则不然，遵义会议并未正式确立他在党内或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我父亲被推选为总书记，但他当时坚决推辞，不愿接受这一职务，因此，最终会议并未就此达成共识。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得以凭借我父亲的推荐以及众人的拥护，跻身政治局常委之列。然而，在四位常委中，他的排名位列末座。

抵达延安之后，我父亲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我们党的组织架构时，表述亦然。

自1935年春遵义会议召开，直至1938年秋季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约莫四年间，父亲始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

自六届六中全会以来，这一职务才逐渐由毛泽东接任。

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自左至右则分别是：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1997年3月22日，参加遵义会议的杨尚昆，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与我母亲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对这一关键历史事件进行了详尽的阐释。

杨尚昆说：

自遵义会议之后，或许未曾引起大家的关注，有一段时期，总书记的身影并未出现。

原因何在？乃因闻天同志谦逊，屡次婉拒。毛泽东同志亦表示自己在军事指挥方面更有优势。因此，此事便暂时被搁置。

经过近二十天的延误，形势已不容再拖。中央常委最终作出决策，闻天同志这才毅然承担起这一重任。彼时，张闻天同志担任总书记，深得众人的信赖与支持。”

中央党史出版社于2005年8月发行的《张闻天图册》以“总书记岗位上的他”为题，清晰记录了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历史事实。

在《张闻天传》修订版中，特设一章节详细阐述“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经历。此外，书中还附上一条篇幅较长的注释，其中援引了遵义会议六位与会者——张闻天、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伍修权——对于张闻天担任总书记职务的观点，以此作为论证的依据。

1938年8月，王稼祥历经长途跋涉，载誉归来，携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围绕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着力解决党内团结之要务。

在当时，毛泽东仅担任军委主席的职务，尚未成为总书记。我的父亲便向毛泽东表达了他的心意，提议将总书记的职位让给他。然而，毛泽东却希望父亲能够继续担任总书记一职。

从那时起，父亲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泽东。

1955年，毛张会晤

我父亲与毛泽东的交接过程堪称平稳顺畅。许多干部事后评价，我父亲在战争年代将权力移交主席之手，实乃明智之举。那时正值战事频仍之际，军事行动无疑是首要任务。

有人提出说：不争权的张闻天为何在1938年与毛泽东关系恶化？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并没有分裂，只是父亲反对他跟江青结婚而已。

毕竟，婚姻乃私人家事，旁人不宜插手。经深思熟虑，家父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寄去了一封书信。

您与贺子珍的相处似乎不甚融洽，关于离婚一事，众人均无异议。至于再次联姻，亦是合乎常理。然而，关于您是否考虑与江青结为连理，望您深思熟虑。江青在上海作为演员，颇有人气，此举对党与您个人或许都不甚妥当。

听闻毛泽东阅毕信函后，立刻将其撕毁，并断然宣称：“我从明天起便将步入婚姻的殿堂，这难道还有谁能够干涉吗？”翌日，他在供销社张罗了酒席两桌，而父亲显然并未被列入邀请名单之中。

《杨尚昆回忆录》中提及，尚昆叔叔曾言，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对洛甫的不满主要源于他反对毛主席与江青的结合。自那以后，两人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

为这事，我母亲还说过父亲，说你为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呢，以中央的名义多好呢。

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

父亲的最后岁月

随着“文革”的爆发，身处北京的父辈屡次遭受批斗之苦，长达523天的“监护”生活亦随之降临。直至1969年10月，这一束缚终于解除，他被押送至广东肇庆，从而开启了在那片岭南之地的流放生涯。

在父母被安置于广东肇庆接受软禁之际，上级下达了指示：张闻天的名字自此不得再被使用，需另取化名，并严格对外保密。

父亲言道，既已沦落为凡人，便以“张普”为名。这个名字，如同他的影子，始终陪伴着他直至含冤离世。

1973年，我特地前往探望父亲。那时，他的冠心病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日常活动仅限于每隔一日与保健医生对弈一局象棋，别无他事。当我抵达时，他依旧兴致勃勃地与我谈论起国家的经济政策。

七十年代，张虹生携妻子廖慰训及长女张东燕一同前往肇庆，探访张闻天与刘英。

回首往昔，最刻骨铭心的画面莫过于我告别肇庆，踏上返回新疆的旅程。他依依不舍地送我，直至半途，体力不支，只得就地坐下，大口呼吸，双手紧捂胸口，面色转为深紫。

我独立前往码头，而他始终在那里凝视，目送我渐行渐远。我数次回望，他的目光始终如一，那是一种饱含深情的凝视，一种令人心碎的注视。

岁月流转，至今那幕仍历历在目。往昔岁月，父亲从未有过送我上学的习惯。

自1972年起，父亲屡次致信中央及毛泽东主席，恳求获准返回北京治疗，然而音讯全无；同样，他亦曾申请返回故乡上海安度晚年，却未能如愿；直至1975年4月，他再次致信，请求迁居至距离上海更近的苏州或无锡，终于得到了批准。

然而，当他抵达无锡，他的生命之钟已接近尾声，仅余下不到一年的光阴。

1975年，我协助父亲搬迁至无锡。转眼间，一个月的光阴已过，我即将携带幼女返回新疆。在离别的前夕，父亲紧紧握着小孙女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表达着不舍之情：“真是难以割舍你离去啊。”然而，纵使父亲心中充满留恋，却也无法挽留孙女的脚步。

一年之期转眼即至，7月1日，父亲不幸突发心脏病离世。我们遵照母亲的意愿，未举办追悼会，而她精心准备的花圈上，也只能镌刻着“献给老张同志”的字样。在骨灰盒上，我们亦不敢直书“张闻天”之名，仍旧保留着“张普”这一称呼。

1975年，张闻天与女儿探亲。

在我仍身处新疆之际，忽接江苏省委拍发的急电，告知父亲病情危重，我心头顿时笼罩上一层阴霾，预感不祥。于是，我连忙请假，匆匆踏上归途。

因路途遥遥，交通不畅，我抵达无锡之际，父亲已离世十余日。身为他唯一的儿子，我竟未能得见其最后一面，心中悲痛欲绝，泪如泉涌。

待我重逢母亲之际，父亲已然化作殡仪馆杂物间中一盒静静的骨灰。

归家次日，母亲便陪我前往瞻仰父亲的骨灰，安置于一间颇为狭小的储藏室内，不得踏入正厅。父亲独居于这间储藏室，显得格外孤寂。

父亲去世的这一天，是党的生日。而我的次女也恰巧在这一天降临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