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亲历记：一名空军军官视角下的“九一三”事件

1971年，对我而言，是人生轨迹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当年1月，我接到了调令，从在陕西汉中地区参与国防施工的空军工程兵第八总队，被调往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部任职。由于八总队将在次年的2月份整建制地从沈阳空军划归兰州军区空军，我的调动显得尤为仓促，以至于未能完成提干的相关程序。我身着仅有两个口袋的士兵制服，便匆忙赶往沈阳空军机关报到——顺便提及，自1965年6月1日军衔制被取消以来，部队的制服便仅以两个口袋与四个口袋来区分，前者代表士兵，后者则是干部的象征。

未曾预料的是，这次调动使我得以在沈空机关的高级层面上，触及到了“九一三”事件所留下的某些余波。

空军，昔年由副统帅林彪亲自树立，成为全军学习的楷模。在毛泽东倡议“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号召下，林彪进而提出“解放军学习空军”的倡议。他的子女亦相继投身空军事业，女儿林豆豆于1965年上半年加入《空军报》担任记者，继而晋升为该报副总编辑；儿子林立果则于1967年初进入空军党委办公室（后更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任职秘书，最终荣升为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两人皆实现了“一跃成名”，跨越常规晋升为副师级军官。正因如此，空军常被视为林彪最为信任的部队。然而，随后的“九一三”事件爆发，空军自然沦为“林彪反党集团”影响最深重的“重灾区”。

实际上，依我往昔的体会而言，所谓的“影响最大”，或许主要表现在对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学习与推崇上。这一点在当时的其他军种部队中实属罕见。

去年七月，我担任宣传部门的一员，陪同沈空张雍耿政委赴大连空三军下辖的若干海岛驻军进行考察。一同前行的还有司令部和政治部相关部门的领导及参谋干事。在那段日子里，我意外地获得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该报告全称为《林立果同志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空直机关干部会上的讲用报告》，得知此事后，我意识到我们拿到这本册子的时间已接近一年，距离书籍印制成册的1970年12月也过去了半年。那本报告与普通书籍大小相近，封面为白色，书名以醒目的红色宋体字呈现，既显眼又质朴。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他多次反对过度宣传该报告，并多次下令停止印刷分发，甚至亲自派夫人参与在1970年8、9月举办的空军“三代会”中回收已分发的小册子，并在家中锅炉焚毁。然而，我们在大连空三军获得的《讲用报告》印刷质量上乘，并由军部机关统一分发，周围每个人都有一本，这与吴法宪的回忆描述大相径庭。难道是下级公然违背了吴司令的命令？

说心里话，当时对于这位“立果同志”（空军部队内对林立果的通常称呼）还是有几分钦佩的。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却能说古道今，甚至展望未来，讲述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讲述空军的现代化问题，对于那个年代各类资讯十分闭塞、满脑子都只是堆砌着政治术语的我们来说，不啻是难得听到的一次别开生面、拓展视野、振奋精神的报告，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这一《讲用报告》在空军部队被广为传播，除了他周围那些人的极力推动外，其本身具有的魅力也是重要因素。当然，机关里也有不少干部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因为有个过硬后台罢了。在我的心头也曾掠过一丝疑虑：这位年轻的“立果同志”是如何说出如此高深见解的？然而，缺乏独立思考的人不会深入探究这类问题。很快，我的注意力便转移到了学习上。“九一三”事件后，这份《讲用报告》迅速被收缴。至今我仍为未能悄悄保留这份宝贵的文献资料而感到遗憾！

在那段与“九一三”紧密相连的时日，我亦遭遇了一件与之相关的事件，该事件便发生在事故发生的那个月份。

在那时，部队政治工作的关键途径之一，便是树立各类典型，以此引领部队各项工作的开展。经过层层上报，我们得知位于辽宁赤峰的一支空军部队中，涌现了一位为抢救战友而英勇献身的好战士。我所在的新闻科领导委派我随组织部的马科长一同，迅速前往该地展开采访调查，并着手撰写报道文章。尽管那个时代英雄辈出，但在文革之前，英雄的出现往往需要间隔数年，如雷锋、王杰、欧阳海等。而文革期间，或许得益于“阳光雨露”的滋润，各式英雄层出不穷，几乎每隔数日，报纸上便会出现新的英雄事迹，已不再令人感到震惊。然而，当我接触到孙丹宁的事迹后，我的心却被深深地震撼。

这位英勇的高炮某师政委之子，入伍尚不足八个月。他所隶属的部队正投身于一项极具风险性的洞库工程，塌方事故时有发生。而那场悲剧性的塌方，便是在当年的7月12日降临。洞库内瞬间烟雾弥漫。孙丹宁当时尚有机会逃离险境，然而，他却毅然决然地冲向洞内，一边奔跑一边呼喊：“快出来！里面情况危急！”在他的勇敢带领下，战友们得以安全脱险，而他本人却不幸被坍塌的木柱和水泥块击中，终究未能起身。那一年，他年仅二十岁。纵然按照当时塑造英雄的惯例，我们在撰写报道材料时对孙丹宁的事迹进行了诸多加工与升华，但他的英勇事迹本身便足以震撼人心。因此，当我在连队宣读文章初稿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9月7日，我们抵达部队并开始了采访工作。在准备深入收集部队意见以修改我们的稿件之际，大约在18、19日那天，马科长突然接到沈空机关的电话，命令我们即刻停止采访，即刻返回机关。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我们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何等重大事件。然而，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我们的天职。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暂停采访，整装待发，准备返回。这样一来，关于宣传孙丹宁的计划便不得不暂时搁置。

我们未曾意识到，不仅是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具体工作遭遇了暂停，就连那些外出公干的沈空司政后各部门的干部，也都被火速召回。更为我们所不知的是，自此刻起，空军部队从总部至各基层单位，包括正常训练、施工、教学等各项日常活动，亦全面陷入了停滞。

恰在我们在孙丹宁所在部队进行采访调查之际，一场震惊中外的事件——"九一三"事件，正在北京与北戴河之间上演。9月13日凌晨，林彪及其家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正是从我们头顶之上的赤峰上空，穿越国境。因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传达周恩来总理下达的禁空令时，他首先亲自致电沈空张雍耿政委以及北空李际泰司令员，而其他军区空军则仅由空军司令部调度室负责传达。

最为引人入胜的一幕，恰巧发生在我们告别赤峰之际。

临走前，孙丹宁所在部队安排我们到驻扎当地的陆军部队看了一场演出。那时文化生活极其匮乏，能看到一场演出已属莫大享受，哪怕是业余级的部队文工团。演出单位是正在赤峰野营拉练的陆军38军某师。该军大名鼎鼎，被称为中国陆军王牌军。他们同样接到了停止拉练、立即返回驻地的紧急命令。这次演出应该是他们向赤峰当地党政军各界的告别。作为来自沈空机关的“首长”，我们被安排坐在了第一排。演出的剧目算什么剧种已说不清，但对剧名印象却十分深刻——《秀水河子歼灭战》。该剧歌颂的是这支当年四野的主力部队在林彪指挥下、在挺进东北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记得戏中林彪虽然没有出场（领袖人物在文艺作品中频繁亮相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但通过林彪坐骑的“得、得、得”马蹄声从台口自右向左渐渐响过、部队指战员们立正并肃穆地随着马蹄声的移动行军礼、以及最后定格仰望远处山坡上林彪指挥所的灯光等情节，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出戏歌颂林彪杰出军事指挥才干和四野部队赫赫战功的主旨。还有一个细节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这场戏中，四野指战员们都将林彪尊称为“林总司令”，更亲切地简称他为“林总”。记得当时我心中不禁“咯噔”了一下。因为在那个时代，全军指战员们心中，“总司令”的称呼历来只属于朱德。尽管文革期间朱德身处困境，名声远不及这位昔日的部下显赫。观戏时，我们还私下议论，毕竟这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过的部队，感情确实与众不同！然而，谁都不曾预料、也无法想象，这位深受四野指战员爱戴的“林总司令”，此时此刻已在蒙古战场上折戟沉沙，令人扼腕叹息！

重返沈阳，我们耳闻了机关内悄然流传的诸多传闻：传言陆军部队已悄然进驻各机场，跑道上车辆停放，严禁飞机起飞；又有消息说，北京的国庆庆典计划已暂停；更有说法称，大军区陈司令员（即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亲自陪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远新莅临沈空，并亲自指示，沈空的所有工作必须听从他的安排……尽管众说纷纭，但大家始终未能获得任何合理的解释。

10月上旬，谜底揭晓。

这天，沈空司政后机关全体干部集中到机关礼堂，听取“中发［1971］57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以及其他一系列文件的传达。记得传达这些中央文件时，偌大的礼堂，真的静谧到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到！一直到走出礼堂，重新见到湛蓝天空、灿烂阳光，依然恍惚如在梦中！——我们天天都在崇敬而虔诚地敬祝其身体健康的林副主席出事了！而且是“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这让所有听传达的人都深感震惊、难以置信！尽管文件中称“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此次与林彪、陈伯达反党路线的斗争“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人们仍然难以面对和接受这一威力堪与原子弹爆炸相比的突发事件！

有一幕情景或许能生动描绘出我们最初接到消息时的那份紧张与迷茫。

一句毛泽东的名言“上贼船易，下贼船难”，原意是指那些追随林彪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高级将领难以悔过自新，重新回归毛泽东的路线。然而，我们宣传部的一名干部误解了这句话，竟将其理解为“上穿绒衣下穿蓝”，进而误以为空军发生了重大问题。在当时，空军的军装与其他军种的最大区别在于下身是蓝色军裤。因此，“下穿蓝”似乎指向了空军。这种误解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看到了官方文件才得以澄清。

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之后，很快，机关按照要求，转入了批判和学习阶段。所谓批判，自然是狠揭猛批“林陈反党集团”（这是最初的提法，后来将“陈”拉掉了，只提“林彪反党集团”，可能是因为陈的地位无法与林相比；再后来用“反革命”取代了“反党”，称“林彪反革命集团”，可能是因为“反党”还不足以说明林彪问题性质吧）；所谓学习，是按照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的学习马列著作，以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号召，读好马列的六本书。具体书目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选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选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选读）。刚刚从北京培训归来的宣传部王泽部长亲自负责学习辅导。于是，办公室变成了临时教室，部长、科长乃至小干事们，每天的日程变得一致：自学、听课、座谈交流……

实际上，在这看似平静的学习阶段背后，暗涌着一股鲜为人知的审查洪流。众多与林彪、吴法宪等“线上人物”关系紧密的个人，均受到了审查的波及。据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所述，因“九一三”事件，沈空机关中包括司令员王毓淮、参谋长莫阳，以及正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工作的吴子、吴新潮，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的儿子和侄女婿等，共计五十余人，均被隔离。然而，实际上，王司令与张政委一样，仅是一般性审查的对象，并未被实施隔离措施。

据当年审查组成员透露，张政委被审查的诸多原因之一，便是在陈锡联陪同毛远新莅临沈空接管工作期间，他私自拨通了当时地位岌岌可危的吴法宪的电话，询问此事的真实性。毕竟，如此重大的事件，身为军区空军政委的他，竟然未能从空军系统获得任何指示，这无疑显得格外异常。或许有人事后会认为张政委过于“迂腐”，但作为一名资深的军人，他的行为实则再正常不过。然而，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正常之举反而显得不寻常！

当时，与我一同接受隔离审查的，还有我们政治部主任王宝功。用那个时代的词汇来说，他可谓是经过“路线交底”，已然“上了线”的人物。这是因为，传闻他与由沈空司令员一职晋升为空军副司令员的曾国华关系颇为密切。而曾国华，正是在“九一三”事件后，因被指责“上了林彪贼船”，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深陷其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被送入“学习班”进行隔离审查。直至1978年1月，他郁郁而终。

自然，关于清查过程中的那些细节，都是后来才有所耳闻。当时我在沈空机关仅是微不足道的“小萝卜头”，根本无从得知这些情况。

2011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