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张郎郎晚年细说与孙维世旧事

作者：张郎郎

自幼年起，我便常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游玩，然而对于孙维世的记忆却显得有些朦胧。这或许是由于她与延安派来的人马关系并不特别亲近的缘故。

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次经历，莫过于青艺剧院举办的《保尔·柯察金》首演。这场演出由归国自苏联的孙维世先生执导，而银幕上的璀璨明星金山先生，将保尔这一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张瑞芳女士则完美塑造了女主角冬尼娅的形象。然而，那天的演出门票并未对外发售，而是邀请了众多政界要员和文艺界的杰出人士。我的父母也亲临现场，我和姐姐则小心翼翼地挑选了前排边缘的一个座位。

随着灯光逐渐昏暗，俄罗斯旋律悠扬地回荡，音量悄然降低。帷幕徐徐升起，舞台中央显现出一位青年垂钓的剪影，显得宁静而祥和。随着音乐与灯光的逐渐明亮，金山的面容逐渐清晰，他那金色的头发闪耀着光芒，他身着一件绣有俄罗斯风情的图案、袖口如灯笼般白衬衫。无需言语，那浓郁的地域风情便让人陶醉，现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往昔，海默先生的戏剧《粮食》在舞台上精彩上演，其布景简约至极，仅一口巨大的木箱静置地面。汉奸四和尚便机敏地藏身其中，伪军队长李狗剩与八路军队长相对而坐，在箱沿上激烈争论。箱内的四和尚显得焦躁不安，抓耳挠腮，这一幕逗得观众们忍俊不禁，纷纷捧腹大笑。

即便当年的解放区压轴之作《白毛女》，在我们看来布景也显得颇为复杂，然而与之相比，正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依旧显现出显著的差距。

孙维世安闲地坐在台侧，一边专注地观察，一边细致入微地记录，他那严谨的态度和敬业的精神赢得了众人的赞誉。然而，舞台上的情节突然转变，保尔与冬尼娅深情相拥，紧接着一个短暂的吻，尽管这幕戏仅持续了数秒，却瞬间引发了观众席上的短暂骚动与混乱。

观众席上，一片沉寂。这样的场景，实为难得一见。追溯往昔，在我国旧时的戏剧作品中，尤其是以八路军为题材的剧目中，类似情形从未出现过。唯有孙维世这位总导演，敢于打破常规，勇于实践大胆的革新。

金山与张瑞芳，两位响彻一时的明星，他们的现场爱情演绎，在当时无疑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传闻之中，有人曾劝他们适度收敛，以免过于激烈地触动观众的心弦。正是凭借他们这一话剧界的艺术黄金三角，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舞台上才得以如此自由地绽放艺术的光辉，尽情地在艺术的天地间翱翔。

观赏这部戏剧，我完全沉浸其中。即便踏入家门，窝在被窝里，我仍旧紧紧握着那份说明书，目光反复扫过演员名单，嘴里不时轻吟着孙维世创作的主题曲。

在这广袤无垠的乌克兰平原之上，一条潺潺细流蜿蜒穿行，河畔两侧，两株挺拔秀美的白杨静默矗立，它们，是我们心中永不磨灭的故土象征。

一度，我误以为这首歌曲出自孙维世的创作之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领悟，这实为乌克兰民歌《滔滔的德聂伯河，波涛滚滚》。孙维世独具匠心，巧妙地将之融入，使其成为该剧的标志性主题曲。

孙维世，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早年便与朱德一同赴欧洲深造，这段经历使得两人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朱德因此将孙炳文引荐给了周恩来。据孙冰所述，当时，这三位青年便结为金兰兄弟，如同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在桃园结义的情景一般。

归国后，孙炳文选择广州为家，周恩来南下与他进行了一次秘密的会面。他抱着五岁的孙维世，叮嘱她留意是否有人暗中尾随。在坐下交谈时，这位机灵的小姑娘自发地担负起守卫的责任。那时，她亲昵地称呼周恩来为“周爸爸”，因此，后来的人们便戏称孙维世自1926年起便投身于革命事业。

金山、赵丹、陶金、魏鹤龄、顾而已、舒绣文、王莹以及崭露头角的小李琳。

金山夫人王莹，一位声名显赫的女作家，同时也是那个时代修养深厚、举止优雅的电影明星。与此同时，新晋明星赵丹与蓝苹也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蓝苹在剧团中多次未能如愿地与王莹竞争女主角之位，她与影评家唐讷——赵丹的挚友——坠入爱河，并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但不久后便遗弃了唐讷。这一事件导致唐讷试图自杀，幸而未果，一时间成为城中的热门话题。对于蓝苹，剧团的看法各异，任锐女士更是劝诫李琳谨慎行事，避免与这位“行为不端”的演员有过多的交往。

三十年光阴似箭，她对往昔的剧团同仁，或是将其囚禁，或是使出手段，迫使他们走向绝境。

她的记性实在好。

那激情燃烧的1938年，为缅怀“一·二八”抗战的英勇事迹，延安文艺界的同仁们付出了满腔热忱，将话剧《血祭上海》搬上舞台。在这部作品中，江青成功塑造了一位栩栩如生的姨太太形象，孙维世则将大小姐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自此，她们的形象便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中，江青被亲切地唤作“二姨太太”，孙维世则被昵称为“大小姐”。

在孙维世的闲暇时刻，她时常前往周恩来居住的窑洞，稍作歇息。邓颖超对她尤为宠爱，亲昵地唤她为“小超妈妈”。据孙冰所述，周恩来与孙维世之间逐渐构筑起了一份深厚的情感联系，他们之间的默契与亲密，宛如亲生父女。

邓颖超提议，鉴于孙维世频繁造访，不妨将她正式收为义女。众人的共识之下，邓颖超向任锐女士寄出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这一意向。任锐女士自然是喜出望外，女儿的这门干亲，无疑为她的人生增添了喜悦。

那一载，孙维世正式加入了党的行列。身为周恩来总理的千金，她与延安的高级领导层迅速搭建起了一座坚固的友谊之桥。

孙维世的黄金年代。

1939年7月，周恩来在赶赴中央党校授课途中，不慎从马匹上坠落，导致粉碎性骨折。中央迅速作出决策，紧急将他送往苏联接受手术治疗。在启程前的那个黎明，孙维世匆忙来到他们的住所，向他们表达了自己迫切希望一同前往苏联深造的强烈愿望。周恩来微笑回应，表示此事还需等待主席的审批。随着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即将起飞，孙维世毫不犹豫地跨上马背，径直奔向飞机，手中挥舞着毛泽东亲笔签署的手令。

她起初在东方大学埋头苦读，专攻俄语与政治学，随后更远赴莫斯科戏剧学院，深入该校的表演系与导演系深造。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卫国战争时期，她与苏联人民并肩作战，共同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

1938年三月，时值狂风暴雨肆虐之际，林彪将军在穿越阎锡山部属的晋军防御区时，不幸遭遇不幸，不幸被哨兵误伤，伤势相当严重。同年寒冬，他远赴莫斯科寻求治疗。当时，延安的中央医院仅是几座简陋的窑洞，药品亦需依赖宋庆龄等人的协助，历经重重困难方才送达，医疗条件极为简陋。

林彪莅临莫斯科，顿时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掀起了热烈的讨论与期待。这股热情的源头，源自于林彪曾指挥中共在抗击日寇的战争中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平型关大捷，那段时期，他被誉为民族英雄。得知孙维世与林彪之间有着深厚的交情，留学生们纷纷向她恳切请求，希望她能邀请林彪前来，为他们讲述那些战火纷飞中的传奇故事。

林彪平日里性格沉稳，但此刻他却滔滔不绝，生动而详实地向众人叙述，给人留下了亲切而热情的深刻印象。据说，自那之后，若孙维世不在场，林彪便会显得兴致缺缺，甚至直接缺席。这些大学生从中领悟到，若要邀请林彪参加某次活动，务必确保孙维世一同出席。

那是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光，毛泽东与周恩来即将踏上前往莫斯科的征途，以与斯大林进行历史性的会晤。这标志着毛泽东生平的首次出国之旅。江青急切地渴望一同前往，然而毛泽东却坚定地拒绝了她的请求。与此同时，孙维世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并承担起中央机要工作的重任。随着火车缓缓驶离，江青仍停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道别。江青内心交织的复杂情感，恐怕无人能够完全理解。

孙维世当时名噪一时，她不仅出色地翻译了外国经典剧作《一仆二主》与《女店主》，更亲自担纲执导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及《马兰花》等多部杰出作品。此外，她还与众多艺术界同仁携手，共同创立了实验话剧院。

孙维世初展才华，正逢天时地利人和之际，被誉为一代才女。诸多党的领导人对她的卓越才能一致称赞，即便是罗瑞卿将军，也对她不吝赞誉之词。

这位戏剧界的杰出人物，是我党精心培育出的第一代优秀代表，实至名归地成为红色事业中熠熠生辉的璀璨星辰！

星光闪烁，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愈发耀眼，仿佛显得格外自负。然而，在这份自负背后，也不免流露出几分忘形之态。尽管她频繁出入中南海，但她的主要活动场所却是西花厅。江青那尖酸刻薄的言辞，让她的与毛泽东的会面变得愈发罕见。在这盘根错节的人际纠葛中，她的道路布满了潜在的危机。相较之下，孙维世依旧保持着纯真的信念，误以为所有伟人都会理解并喜爱她，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这一庄重的历史节点，院长廖承志满怀激情，庄严地宣布：

今日，我有幸在此向大家隆重推介这位副院长，他便是我们党内备受赞誉的特工杰出人才——金山。

那时，青艺的舞台得以坚如磐石，得益于两大支柱的支撑：一方面，是那些从延安到东北辗转流离，最终集结于北京的资深革命演员；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国统区”的左翼艺术创作者，他们在白色地带的舞台上积极活跃。

当日，金山受邀出席开幕式，然而，众人对于他的出席却抱有诸多猜疑。他们坚信这不过是一种党派统战策略，意在借此为他谋得一个职位。若非他与张治中等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同作出决断，坚定地选择留下来，并公开宣布与共产党携手前行，那么作为接收官员的他，恐怕早已陷入被捕的危机。

廖承志言罢，众人顿悟。往昔岁月，金山实则隐匿于敌军腹地，长达十七载春秋，他始终如一，坚定地作为共产党员的楷模，坚守着那片战斗的阵地。

“金山，好演员。”

当前，孙维世执掌《保尔·柯察金》的总导演之职，而金山则担纲主演。金山深知艺术家若无作品便无法立足的道理，故自加入剧组以来，便全力以赴，严谨对待每一场戏的排练，深入挖掘角色内涵，并严格遵守导演的指导。这部作品是孙维世的导演首秀，一个年仅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肩负起多位明星的演出，真可谓是“竹篙打狼——两头难”。然而，在大家齐心协力、细致磨合的努力下，最终呈现了一场既壮观又精彩的杰出剧目。

目前，众人对于这一磨合环节的细节知之甚少，更无人能够彻底洞察其全貌。简而言之，戏码已经排练就绪，使得整个北京城为之沸腾；金山的再度离婚，亦在京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周恩来坚决抵制了孙维世与金山联姻的动议。事实上，他并非对金山个人存有偏见，而是深知金山性格中的放荡不羁。若孙维世与他结为夫妻，恐怕难以避免种种困苦。

孙维世和金山

1950年10月14日，北京的青年宫内灯火辉煌，喜气洋洋，宛如节日盛况。金山与孙维世盛装出席，伫立在门口，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来宾。各界名流络绎不绝，纷纷前来道喜。邓颖超的莅临，让孙维世既喜出望外，又不禁有些失落。邓颖超透露，周恩来总理今日有紧急会议在即，实难抽身。然而，众所周知，周恩来对这段姻缘持有保留态度。

周恩来没有看错。

1951年，金山随文化艺术慰问团抵达朝鲜战场，他在当地的声望颇高，金日成对其到来更是感到异常欣喜。然而，正当宾主尽欢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悄然而至。传闻金山有意进行深入采访，并计划制作一部反映中朝人民共同抵御美国侵略者英勇斗争的电影。金日成对此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并特意指派了自己的女秘书作为金山的向导与翻译。尽管究竟是谁先动情已难以追溯，但两人最终还是未能幸免于难，都“犯了错误”。在彭德怀向北京汇报情况后，周恩来迅疾下达命令，将金山押送回北京接受相应的处理。

踏入北京金山的一刻，金山便立即在众人面前宣布了自己的党籍被开除、职务被撤销，并接受了调查。那些曾因他的耀眼光芒而感到刺痛的人，以及那些曾遭受他伤害的人，无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内心无不祈愿他永世不得翻身……

自中央至民间，众心所向，孙维世的一言便成了金山命运的转捩点，其命运悬于这根细线的微妙平衡之中。

孙维世上台发言。

“金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坚信，这将是他的终结之举。”

他们不久便搬迁至北京饭店西侧的南夹道，那里曾是皇城深处的古建筑群。孙维世便将最南端的一隅开辟为一座独立的小院落，这或许标志着那个时代中国最为别具一格的一家——一位与天地相通的“红色公主”与一位在石景山钢铁厂进行劳动改造的“驸马”。在这段宁静的时光里，他们与外界的联系稀少。孙维世每次前往中南海，也总是孤身一人。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堪称独领风骚，她身处大红墙内的子女行列中，才华横溢，条件优渥，本有望成为政治与艺术界的耀眼明星。然而，在金山事件中，她毅然决然选择了“为爱牺牲”，放弃了她在政治领域的广阔前景。倘若她当时果断与金山划清界限，态度坚决，或许政治道路将一帆风顺。但她对红墙内的众多权贵并不感冒，更愿意与政治核心保持适当的距离，继续在优越的环境中磨砺和展现自己的艺术才华。

1964年十月，孙维世受邀参加了由周恩来亲自担任总导演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首演座谈会。江青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更令人称奇的是，她正巧与孙维世相邻而坐。这或许可以视为江青的最后一次邀请，抑或是一份最后的通牒。她期望孙维世能加入她的团队，共同完成这项工作。

孙维世仍旧对江青选择视而不见。这次的婉拒，使得江青打消了将孙维世纳入其私人交际圈子的想法。

1967年9月，江青与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代表之际，竟异口同声地指责：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品行败坏，涉嫌从事特务活动。数日后，孙泱在人民大学的地下室不幸遇害，令人痛惜。

哥哥的突然离去，若非特殊情况，她必定会即刻奔向中南海的西花厅。孙泱，作为周总理的义子，对此也心知肚明。然而，此刻的孙维世只能通过信笺来表达她的哀思。这不禁让人遐想，周恩来或许早已深思熟虑，不愿孙维世频繁踏入西花厅。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周恩来必定是谨慎行事，如同站在深渊边缘，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孙维世在给总理的信中所陈内容，外界无从窥见。即便如此，当时的总理也未能立即施行有效的应对策略。

江青步步紧逼，于十二月之际，竟突然派遣人员抄没金山住所，随即对其进行了逮捕。

周恩来忍辱负重，在孙维世的逮捕令上，虽心有不甘，却还是勉强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此刻已敏锐地洞察到，自己随时可能陷入险境。在与妹妹孙新世依依惜别之时，她不禁感慨万分地说道：

“现今，有人图谋陷害周总理，我虽为凡人，即便身处牢狱，亦无伤大雅，绝不能因我而使他受到牵连。务必确保他的安全。……我绝无自我毁灭的念头，若我命途多舛，那定是他人所为。”

江青并未将孙维世送入秦城监狱与金山等人共囚，亦未曾将其交付军队军法处进行审判。她坚决不允许周恩来对孙维世施以庇护。孙维世竟意外地被安置于当时由军队接管之下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

孙维世家遭遇了全面的查封，其间的照片与信件均被尽数收缴，并随即被直接运送至江青的住所。

自孙维世被拘捕之时，周恩来对我国的情报与治安系统了如指掌，但即便他多方搜寻，始终未能寻得孙维世的踪迹。出乎意料的是，江青竟然指派刘传新将孙维世的姓名篡改为“孙伪士”，并将其划定为“关押至死”的特定对象。这一意图透露出，此类犯人由于特殊原因得以免受审判与判决，最终将被逐步囚禁直至生命的终结。在对待此类罪犯时，虽可施以各种刑罚，但必须坚守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得致其死亡”，以免将来其家属追究法律责任。

在调查孙维世所谓的“罪行”期间，中央文革专案组格外留意她与周恩来之间的所谓“特殊”关系，但孙维世对此坚决予以否认。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在五角楼不幸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直至她离我们而去，她身上束缚的手铐与脚镣仍未被解开。

1968年10月17日，周恩来方才获悉孙维世不幸辞世的噩耗，这一举动与他平日里的隐忍性格大相径庭。他迅速挥毫疾书：“（孙维世）疑似自杀或遇害，此事亟需彻查。”紧接着，他又提出：“必须对遗体进行解剖检验，以确证其死因。”

孙维世随即火化。孙新世赶至公安局，恳求领取姐姐的骨灰，然而却被告知：不得保留反革命分子的骨灰。

“孙维世另有一妹，我们不知情。”

金山刑满释放后，听闻孙维世悲惨的归宿，悲痛至极，以至于在重逢孙新世之际，竟一时神思恍惚，误将对方认作妻子的亡灵。步入暮年，他们彼此扶持，携手共度余生……金山得知孙维世不幸离世的那一天，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这一天恰好是他们结婚十八周年的纪念日，不知他心中是喜是忧。